越南全民福利背后，一笔尘封八十年的党史绝密援助浮出水面，事关两国命运

01

2025年8月29日，河内的空气潮湿而粘稠，季风季节的尾声带来了一场不期而至的细雨，将巴亭广场的旗台冲刷得格外鲜红。越南政府公报上的一则消息，通过《VN Express》的推送，像涟漪一样迅速扩散至这个国家的一亿国民心中。

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9月2日，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的国庆日，政府决定向每一位国民普发十万越南盾现金。

消息一出，整个越南社会都沉浸在一种细微而真实的喜悦之中。十万越南盾，折合人民币不过二十七元，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，这笔钱或许只够一顿稍显丰盛的晚餐。然而，其背后所蕴含的国家关怀的象征意义，却远远超过了金钱本身的价值。

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在电视讲话中语气温和而坚定。

「这是党和国家对人民关怀的体现。」

他宣布，拨款已于8月29日前抵达国库，并将在9月2日之前，通过三种主要方式——电子身份系统VNeID、手机钱包Mobile Money以及传统的现金领取，确保发放到每一个人手中。

这是越南历史上首次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的大规模全民福利发放。民众的热情超乎想象，在线申请系统一度因为访问量过大而陷入瘫痪。为了确保福利的顺利发放，国库和商业银行甚至在国庆假期期间破例照常工作。

河内的街头巷尾，人们谈论着这笔“天降之财”。咖啡馆里，年轻人们一边操作着手机申请，一边兴奋地讨论着国庆日的阅兵式。尽管彩排中暴露出的武器装备略显老旧，方队的正步也被人戏称为“小区保安巡逻”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民众激动的心情。他们对这个国家朴素而真挚的热爱，在这一刻被十万越南盾的温情彻底点燃。

然而，当这股热潮席卷整个中南半岛时，在中国北京一间寂静的书房里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却因为这则看似毫不相关的新闻，陷入了长久的沉思。

他叫陈望，曾是中央檔案馆的一名研究员，一生与故纸堆为伴，见证了无数国家机密的开启与封存。他的手指在触摸屏上轻轻滑动，将那条越南新闻的标题放大、再放大。

“十万”，这个数字像一把钥匙，插入了他记忆深处一把早已锈迹斑斑的锁。

几十年来，他一直被一个幽灵般的谜团所困扰。那是在一个同样闷热的夏夜，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助理，在整理一批解密的建国初期档案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份被错误归档的残页。

那是一份电报的草稿，来自西南军区，时间是1945年9月初。电文内容含糊不清，提到了“为支援友邦革命事业”，紧急筹措“十万之数”。后面紧跟着的文字却被墨水污渍所覆盖，只留下“奠边府”、“山地民族”、“特殊通道”等几个孤零零的词组。

最让他感到不解的是，这份电报的签发人，是一个他从未在任何公开党史、军史中见过的名字——“黎明”。

第二天，当他向上级，也就是檔案馆的副馆长王翰林请教时，王翰林只是瞥了一眼他抄录下来的内容，脸色瞬间变得异常凝重。

王翰林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，只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口吻告诫他。

「小陈，这份东西，你没有见过，我也没有见过。」

「从现在起，忘了它。有些历史，就像深海里的沉船，一旦打捞上来，会改变洋流的方向。」

说完，王翰林拿走了那张抄录的纸条，当着他的面，用打火机烧成了灰烬。

从那以后，陈望再也没有见过那份残页。王翰林也因此事受到了牵连，不久后被调离了核心岗位，去了一个清闲的资料室，直至退休。这件事，成了陈望心中一个不敢触碰的禁区，一个伴随了他大半生的悬念。

“十万”。

越南政府的“十万越南盾”，与那份密电中的“十万之数”，仅仅是巧合吗？还是说，这二者之间，存在着某种横跨了八十年时空的神秘联系？

陈望缓缓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北京的夜空，星光黯淡。他知道，王翰林当年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。但他更清楚，历史的真相，不应永远沉没在深海。

或许，是时候去寻找那艘沉船了。

02

记忆的闸门一旦被打开，尘封的往事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。陈望的思绪回到了1978年，那个冰雪初融的年代。

那时的他，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凭着对历史的满腔热情和根正苗红的家庭背景，被分配到了中央檔案馆工作。那座庄严肃穆的建筑，在他眼中是历史的圣殿，每一卷档案都承载着共和国风云激荡的过去。

他的导师，正是时任副馆长的王翰林。王翰林是一位严谨到近乎苛刻的学者型干部，他常说，檔案工作者的使命，不是解读历史，而是守护历史的原始面貌，等待后人去解读。

「我们是守墓人，小陈。我们的责任，是确保墓中的文物不受侵扰，不被歪曲。」

王翰林总是这样告诫他，眼神中带着一种对历史的敬畏。

在王翰林的指导下，陈望学到了如何辨别纸张的年代，如何分析墨迹的成分，如何从一份看似枯燥的行政命令中，读出其背后暗流涌动的政治博弈。他像一块海绵，疯狂地吸收着知识，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。

发现那份“十万之数”的残页，是一个意外。

当时，他正在整理一批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后勤保障的档案。按照规定，所有档案在解密归档前，都必须经过至少三轮的核查与分类。但那份残页，却像一个走错了片场的演员，突兀地夹杂在一堆粮草调拨的报表之中。

它用的纸是当时西南军区常用的毛边纸，字迹是一种用钢笔书写的、遒劲有力的行书。这种字体，陈望后来查阅了无数将帅的笔迹，都未能找到与之匹配的主人。那个落款——“黎明”，更像是一个代号，一个为了隐藏身份而存在的符号。

最让陈望感到困惑的，是它的时间。1945年9月初，这个时间点极为敏感。当时，日本刚刚宣布投降，整个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正处在一片混沌之中。在中国，国共两党的摩擦日益加剧，内战一触即发。而在越南，胡志明于9月2日刚刚在河内发表《独立宣言》，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。

然而，新生的越南政权风雨飘摇。南方，英国军队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登陆，为法国殖民者的卷土重来开路。而在北方，根据《波茨坦公告》，二十万中国国民党军队以“盟军”的身份，由卢汉率领，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。

对于当时在越南北方的越盟（越南独立同盟会）来说，这无疑是“前门驱虎，后门进狼”。他们既要应对法国人的野心，又要提防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和掠夺。

在这样复杂而凶险的背景下，一份来自中共西南军区的、内容是“支援友邦”的密电，其背后所蕴含的信息量，是爆炸性的。

“十万之数”究竟是什么？是十万块大洋？十万发子弹？还是……十万人的粮饷？

“奠边府”这个地名，在当时还默默无闻，直到九年后，才因那场决定了法越战争最终结局的著名战役而举世闻名。在1945年，提及这个地方，又有什么特殊的战略意图？

“山地民族”又是指什么？越南北部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，地形复杂，民风剽悍，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拉拢和争夺的对象。

而“特殊通道”，则更是充满了想象空间。是秘密的军火运输线？还是人员的秘密往来通道？

当他把这些疑问和那份抄录的残页一并交给王翰林时，他清楚地记得王翰林当时脸上的表情。那是一种混合了震惊、忌惮，甚至是一丝恐惧的复杂神情。

王翰林将他带到自己那间堆满了线装书的办公室，亲自拉上了厚重的窗帘，然后，点燃了那张小小的纸条。

跳动的火光映照在王翰林布满皱纹的脸上，他一字一句地说道。

「小陈，你很聪明，也很有钻研精神，这是好事。但是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，有明线，也有暗线。明线是写在书上，公之于众的。而暗线，则是在水面之下，维系着整艘大船的平衡。」

「有些事情，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它不能存在于明面上。这涉及到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、地缘政治和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……非常规决策。」

「‘黎明’这个人，这个代号，既然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的史料里，那就意味着，他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属于那条暗线。我们作为檔案工作者，最基本的职业操守，就是不要去主动触碰那些暗线。这是对历史负责，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。」

那番话，像一盆冷水，浇灭了陈望所有的好奇与激动。他隐约感觉到，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，一个足以颠覆某些传统历史叙事的秘密。而王翰林的反应，以及他后来的遭遇，都印证了这个秘密的危险性。

从那以后，陈望变得谨小慎微。他严格遵守着檔案馆的纪律，不再去探究那些被封存的“暗线”。他按部就班地工作、晋升，成为了馆里受人尊敬的专家。然而，那个关于“十万之数”和“黎明”的谜团，却像一颗种子，在他心里悄悄地生了根。

他开始在工作之余，不动声色地搜集所有与1945年越南局势相关的资料。他阅读了大量关于胡志明、武元甲的回忆录，研究了当时国民党军队进入越南的详细档案，甚至托人从国外找来了一些解密的法国和美国的情报资料。

他发现，所有的公开史料，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：在1945年底至1946年初，为了换取国民党军队的撤离，并集中力量对抗法国人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临时政府，与法国殖民当局达成了一份妥协性的协议，即所谓的“三·六初步协定”，同意法军返回越南北部。而在此期间，中共方面由于自身正面临着严峻的内战压力，对越南的革命斗争，除了道义上的声援，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。

这个结论，似乎让那份“十万之数”的密电，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孤证。

难道，是自己记错了？或者，那份残页本身就是一份伪造的假情报？

这个念头一度让陈望感到释然，但很快又被他自己推翻。他相信王翰林当时的反应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这个谜团，就这样，一直悬而未决，直到八十年后，越南政府发布的那条全民福利新闻，再次将那个神秘的数字——“十万”，推到了他的面前。

陈望深吸一口气，他知道，这一次，他不能再选择遗忘。王翰林已经去世多年，当年的知情者或许早已凋零。如果他再不行动，那条沉没在历史深海中的“暗线”，可能就真的永无见天之日了。

03

调查的第一步，是从那个神秘的代号“黎明”开始。

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陈望原以为通过网络检索，或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然而，他输入了“黎明”、“1945”、“西南军区”、“越南”等各种关键词组合，得到的结果却是一片空白。这个代号，就像是被历史的橡皮擦，彻底抹去了一样。

这更坚定了他最初的判断：“黎明”是一个级别极高、保密性极强的行动代号，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组织或个人。

既然线上搜寻无果，陈望决定转向线下，从他最熟悉的老本行——人与档案入手。他首先想到的，是寻找王翰林的后人。

王翰林调离核心岗位后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与陈望的来往也渐渐稀疏。他只知道王馆长有一个独生女王静，当年在北大历史系读书，后来留校任教，成为了一名专门研究东南亚近现代史的教授。

几经周折，陈望终于在北京大学的一栋家属楼里，见到了已经退休的王静教授。王静也已年过七旬，但气质儒雅，眉宇间依稀能看到王翰林当年的影子。

听完陈望的来意，以及那段关于“十万之数”的往事，王静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她缓缓地从书架最顶层，取下一个上了锁的木匣子。

「陈叔叔，您说的这件事，我父亲临终前，曾经跟我提过。」

王静打开木匣，里面是一摞摞泛黄的笔记。

「我父亲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亲自解开这个谜。他当年被调离，不仅仅是因为那份残页，更是因为他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件事，触碰到了不该碰的红线。」

「他告诉我，‘黎明’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项行动的代号。这项行动的级别之高，甚至可能直接受延安最高层的单线领导。他说，要理解‘黎明’行动，就不能只看中国，也不能只看越南，而要把眼光放在1945年整个世界格局的大棋盘上。」

王静将其中一本笔记递给陈望，那上面的字迹，正是王翰林那熟悉的、瘦硬的字体。

笔记的第一页，就写着一句话：

「天下未定，闲棋冷子，亦可改乾坤。」

陈望的心头猛地一震。这正是当年延安在部署一些绝密情报战线时，常用的一种战略思想。即在看似无关紧要的地方，布下一些“闲棋冷子”，平时不动声色，但在关键时刻，却能起到意想不到的、改变全局的作用。

根据王翰林的笔记分析，1945年的越南，就是这样一处绝佳的“闲棋”落子之处。

当时，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欧洲的战后重建和中国的国共对峙上。中南半岛这片被殖民多年的土地，在巨头们的眼中，不过是棋盘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

然而，延安的战略家们，却可能看到了更深远的东西。他们预见到，二战结束后，民族解放运动将在亚洲掀起滔天巨浪。越南，作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桥梁，其地缘战略位置至关重要。一个独立、友好、并且由共产党领导的越南，对于未来中国的南方安全，以及革命理念的输出，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

但是，直接的军事援助是不可能的。当时中共自身难保，且任何公开的干预，都会立刻招致国民党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。

因此，任何援助都必须是秘密的、巧妙的、不留痕迹的。

王翰林的笔记中，提到了一个他经过多年旁敲侧击、从一些老干部零星的回忆中拼凑出来的细节：当时，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部队，从陕北出发，一路南下，最终消失在了云南边境的茫茫群山之中。

这支部队的番号从未出现在任何战斗序列里，其成员也都是从各大战区精挑细选的精英，不仅军事素质过硬，而且很多人都掌握着方言、外语，甚至是一些特殊的生存技能。

他们的任务，不是去作战，而是去“扎根”。

笔记中写道：「这支队伍，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风一吹，就散落在山野里，与当地的土壤融为一体。他们可能是一个马帮的头领，一个山寨的教书先生，甚至是一个边境小镇上不起眼的杂货店老板。」

而“黎明”行动的核心，就是通过这些“种子”，在越南北部，尤其是与中国接壤的老街、高平、谅山一带，建立起一个秘密的、由我们主导的、但又完全看不出背景的“地下网络”。

这个网络，在初期有三大任务：

第一，收集情报。全面掌握法军、国民党驻军、越南各派政治力量的动向。

第二，建立通道。利用错综复杂的边境线和熟悉地形的当地民族，建立一条绝对安全的人员和物资“特殊通道”。

第三，争取人心。通过提供药品、粮食和知识，团结和影响当地的“山地民族”，为越盟争取到最可靠的群众基础。

看到这里，陈望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终于明白了那份残页上几个关键词的内在联系。

“奠边府”，在当时虽然不出名，但其地理位置恰好是越南、中国、老挝三国边境的交通要冲，是控制整个越南西北部山区的战略支点。

“山地民族”，则是执行这项秘密任务最理想的依靠力量。

而“特殊通道”，则是整个“黎明”行动的生命线。

那么，“十万之数”又是什么呢？

王翰林的笔记，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。

「‘十万之数’，可能并非一个具体的实物数字，而是一个‘承诺’的代号。」

笔记中分析道，对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而言，拿出能支持十万人的钱粮或军火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这个“十万”，可以是一种更高明的援助。

它代表着一个承诺：中共方面将通过“黎明”网络，在未来，为胡志明领导的越盟，提供足以武装和维持“十万”级别兵力的战略资源。这些资源，可能不是一次性给付的，而是细水长流的，可能是关键时刻的情报，可能是干部培训的名额，可能是通过“特殊通道”小批量运送的通讯器材和药品，甚至可能是在国民党军队和法军之间制造矛盾的外交斡旋。

这是一种“授人以渔”式的援助。它给的不是钱，而是赢得战争和建立政权的能力。

而提供这份承诺的时间，恰好是在1945年9月初，胡志明宣布独立，但政权最危急、最孤立无援的时刻。这份来自北方同志的、雪中送炭的秘密承诺，其分量，不亚于千军万马。

这个推论，如同一道闪电，劈开了陈望心中积郁多年的迷雾。它完美地解释了那份残页的所有疑点，也解释了为何这份援助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的历史记载中——因为它从一开始，就是一条游走于水面之下的“暗线”。

04

为了验证王翰林的推测，陈望决定亲自走一趟云南。他想去那片曾经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的红土地上，寻找“黎明”行动可能留下的痕迹。

他将目的地锁定在了云南省红河州的档案馆。那里，保存着大量关于中越边境贸易、民族交往和革命斗争的原始记录。

在昆明转机时，他在一家旧书店里，意外淘到了一本由当地文史学者编撰的《滇越铁路百年纪事》。书中一则不起眼的记述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书中提到，1945年秋，也就是日军投降后不久，在滇越铁路的中国境内段，曾经发生过一件怪事。有一列被军管的火车，在深夜从昆明出发，但它并没有按照常规路线开往越南老街，而是在中途一个叫做“碧色寨”的小站，停留了很长时间。

据当地一位铁路老工人的回忆，那天晚上，火车站被军队全面戒严，所有无关人员都被要求待在家里。他透过窗户的缝隙看到，有许多盖着帆布的大箱子，从火车上被搬运下来，然后又被一支神秘的马帮，驮着进入了茫茫的大山深处。

那支马帮的成员，个个身体强悍，沉默寡言，看起来不像本地人。而负责押运的军官，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方口音。

这件事，在当时被列为军事机密，严禁外传。后来，随着时局的变迁，也就渐渐被人遗忘了。

陈望的心跳开始加速。碧色寨，这个因电影《芳华》而闻名的小站，其地理位置，恰好是通往中越边境西线的重要隘口。从那里出发，翻越哀牢山，就可以进入越南的莱州省，而奠边府，就在不远处。

北方口音的军官、神秘的马帮、深夜的秘密转运……这一切，都与王翰林笔记中关于那支“蒲公英种子”部队的描述，不谋而合。

带着这条线索，陈望赶到了红河州档案馆。凭借他过去的人脉和资深研究员的身份，他获准查阅一批尚未完全整理开放的民国时期边境资料。

在一堆尘封的故纸中，他整整搜寻了三天。终于，在一份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的《蒙自海关过境货物登记簿》的附录里，他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。

那是一份手写的备注，记录了一批“查扣日伪资产”的转运情况。备注中写道：“计有西药、电台配件、精密地图测绘工具等共计三十七箱，奉西南行营手令，移交‘黎明’单位处理。”

“黎明”！

这个名字，终于以白纸黑字的形式，出现在了官方的档案之中！

陈望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。这份记录虽然简单，但透露出的信息量却极为巨大。

首先，它证实了“黎明”这个单位的真实存在，并且有权力接收和处理查扣的战略物资。

其次，这批物资的内容——西药、电台、地图测绘工具，在当时都是极其稀缺和宝贵的资源，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或政治组织而言，其价值都远非金钱可以衡量。这与王翰林推测的“授人以渔”式的援助，完全吻合。

最后，这份备注的签署人，是当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一位边防官员。这意味着，“黎明”行动的执行，可能还巧妙地利用了当时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。坐镇云南的“云南王”龙云，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素有嫌隙，在抗战胜利后，这种矛盾更趋于公开化。利用这种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缝隙，开展一些秘密工作，完全是中共地下工作的高超手笔。

有了这份档案作为支撑，整个“黎明”行动的轮廓，开始变得清晰起来。

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物资援助，而是一次堪称“教科书级别”的、集情报、策反、渗透、后勤保障于一体的复合型特种行动。

它像一位围棋高手，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，悄无声息地在对手的空隙处，落下了一颗至关重要的“冷子”。

这颗“冷子”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，究竟发挥了怎样不为人知的作用？

陈望想起了越南战争中的“胡志明小道”。那条穿越丛林的传奇运输线，难道与当年“黎明”行动建立的“特殊通道”，有着某种历史的传承关系？

他还想起了在艰苦的抗法、抗美战争中，越南人民军总能得到一些关键的情报和少量但至关重要的物资支援，这些支援的来源，在很多西方军史学家的研究中，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难道，“黎明”的种子，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长成了一张不为外人所知的、巨大的地下网络，在关键时刻，为越南的独立和统一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？

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八十年后，越南政府选择在国庆节，向全民普发“十万”越南盾，这个数字，或许真的不是一个巧合。

它可能是一种心照不宣的、跨越时空的历史致敬。

它致敬的，是那个在越南革命最危急的时刻，来自北方同志的、代号为“十万之数”的秘密承诺。

它致敬的，是那些像“黎明”一样，隐姓埋名，将生命融入异国他乡的山林与田野，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无名英雄。

05

从云南回来后，陈望将自己所有的调查发现，与王翰林的笔记相互印证，整理出了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。报告的结尾，他写下了自己的结论：

“黎明”行动，是中共在建国前夕，一次极其成功、富有远见的战略布局。它以极小的投入，在关键的历史节点，对越南革命进程施加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，为日后中越“同志加兄弟”的关系，奠定了一块不为人知的、但却坚实无比的基石。

而1945年的“十万之数”，与2025年的“十万越南盾”，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回响。前者，是一个秘密的、物质与精神并存的战略承诺，它关乎一个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；后者，是一个公开的、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的全民福利，它体现了一个执政八十年的政党对自己人民的关怀。

这跨越了八十年的两个“十万”，共同诉说着一个关于“人民”与“国家”的核心主题。无论是对外支援“友邦人民”，还是对内回馈本国人民，其背后都贯穿着一条共同的逻辑主线——那就是一个革命政党，其力量的最终来源，永远是人民。

完成报告的那天晚上，陈望做了一个梦。他梦见了已经故去的王翰林。

在梦里，王翰林还是当年的模样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站在檔案馆高大的书架前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微笑着，向陈望投来一个赞许和释然的目光。

陈望知道，他终于完成了导师未竟的心愿，也解开了困扰自己大半生的谜团。

他没有想过要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。他深知王翰林当年的告诫：“有些历史，就像深海里的沉船”。打捞它，是为了看清它本来的模样，而不是为了将它拖到市场上，任人评说。

他将报告和王翰林的笔记，一同锁进了那个当年王静交给他的木匣子里。他打算将这个匣子，连同那段被遮蔽的历史，作为一份特殊的传家宝，留给自己的后人。

几天后，越南国庆日如期而至。

电视新闻里，转播着河内巴亭广场上举行的盛大阅兵式。坦克、装甲车、导弹方阵依次通过主席台。尽管在军事观察家眼中，这些装备算不上先进，但越南士兵们的脸上，洋溢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豪。

广场上，民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许多人的手里，拿着刚刚从银行取出来的、崭新的十万越南盾钞票，对着镜头兴奋地挥舞着。

陈望静静地看着电视画面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他仿佛穿透了屏幕，穿透了八十年的时光，看到了1945年那个同样在9月2日的河内。那一天，胡志明在同一个地方，向全世界宣告了越南的独立。那时的他，衣衫陈旧，形容消瘦，身后没有强大的军队，没有稳固的政权，只有一颗为民族解放而跳动的、炽热的心，以及……一份来自北方的、代号为“十万之数”的秘密承诺。

历史，就在这明暗交织的光影中，滚滚向前。

书房的窗外，北京的夜色已经很深。一轮明月，悄然升起，将清冷的光辉，洒向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。

陈望想起了“黎明”这个代号。

黎明之前，总是最黑暗的。但正是那些在黑暗中默默点燃火种的人，才最终迎来了光明的世界。

他们的名字，或许无人知晓。

但他们的功绩，与山河同在。
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
《胡志明与越南革命：一个时代的缩影》 【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】王志家 著，《滇越铁路百年纪事》 【云南人民出版社】《解密的档案：1945-1949年西南地区边境事务报告选编》 【内部资料】【法】 菲利普·德维莱斯 著，《法属印度支那的终结》王翰林私人研究笔记（未公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