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楚瑜晚年爆料蒋经国秘闻

宋楚瑜

蒋经国厚待人。

钱复先生，曾任台湾“监察院长”、前“驻美代表”及“外交部长”，曾将我引荐给经国先生，使我得以担任其英文秘书。为此，钱复先生不辞辛劳，两次赴美与我进行深入面谈。1973年8月14日，我重返宝岛台湾，与经国先生进行了长达四十分钟的亲切会晤。在这次交谈中，我向经国先生详细汇报了美国的现状，并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。幸得经国先生的肯定，他决定让我尽快返回祖国。随后，我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与工作，并于1973年12月31日，带着家人一同迁回台湾。1974年1月1日，我正式在“行政院”报到，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，当时我年仅32岁。

直言不讳，关于是否重返台湾，这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抉择。鉴于我未曾有过政府任职或实际口译经验的背景，我起初对此感到忐忑不安，屡次婉拒了这样的提议。为了弥补我在经验上的不足，我在乔治城大学特意选修了同步口译课程，这一学习持续了整整三个月。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里，我始终保持半工半读的生活状态，未曾接受过政府或任何政党的资助。作为学生，我在图书馆兼职，以赚取生计，每小时可赚取2.75美元；为了筹备儿子出生的医疗费用，我还协助教授仔细研读《人民日报》，从微缩胶卷中搜集研究资料。从1949年到1967年，我几乎阅读了《人民日报》的所有报道，每年的阅读费用为一百美元，总计下来，我赚取了大约两千美元。

历经七年的半工半读生涯，我终于在美国谋得一份职位，加入了由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研究资料中心。我有幸师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·科派崔克女士（她曾两次与她的丈夫、我的导师，一同横渡重洋来到台湾探望我）；我的妻子陈万水女士则担任华盛顿医师协会会计部主任，我们的月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。然而，当我返回台湾，成为经国先生身边的12职等简任秘书（文官的最高职等为14职等）时，月薪却仅有100多美元。用现代的视角来看，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。

起初，我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英文口译领域。在经国先生接待外宾的过程中，我承担了会议记录的整理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负责处理英文信函，并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沟通的桥梁。偶尔，我还会协助“院长”夫人蒋方良女士草拟信件，并参与处理一系列的对外联络事务。

我逐渐认识到，经国先生的英语造诣颇深，不仅能够准确听懂，还能流利地表达。但在接待外宾的过程中，除非社交场合需要，他通常很少使用英语，大部分时间都采用中文，而翻译的工作则交由我负责。这样的安排为他争取了更多的思考空间，使他能够细致地推敲自己的言辞。因此，除非外宾的谈话内容至关重要，否则通常无需将英语翻译成中文，这也极大地节省了时间。而且，经国先生的言辞简练而有力，我也能够轻松应对。

每当我得以与尊贵的外宾展开对话，我均需将交流内容详尽记录，并整理成书面报告，以便呈递给经国先生审阅。他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，逐字审阅，甚至能够敏锐地发现并纠正报告中的错别字。

国先生心思缜密，总能从纷繁的细节中洞察周围人物的微妙变化。在小型聚会中，他会对宾客名单、陪客的安排以及菜单进行细致入微的审查。在制定菜单时，他尤为重视的一点是杜绝浪费，力求实现“适可而止”的完美平衡。作为他的秘书，我需将这些细节铭记于心，并在讲解完毕后，努力独立完成或组织相关事务。若我表现出色，尽管他不太常直接表扬，但“辛苦了”这三个字却经常挂在嘴边。同时，我也需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重要的职责，他将逐步将它们交托于我。

自律奖惩。

经国先生向来对身边的幕僚吝于赞誉，然而对他们的一言一行却极为严苛。随着你承担的职责日益繁重，务必格外小心谨慎。此刻，你正面临着忠诚度、廉洁性与能力的全面考验。这不仅仅针对身边的幕僚，即便是普通部属，一旦有对外炫耀或夸大其词、只报喜不报忧的嫌疑，难免会遭受冷落。更不用说，一旦发现贪腐行为，必将立即遭到淘汰。

例如，经国先生乐此不疲地走进乡村，细致洞察民间疾苦。鉴于其目的在于深入了解民间的苦难，因此不宜大规模动用人力物力，大肆宣扬政绩。于是，他行事前都会严格保密，防止下属官员提前进行布置，以免误导公众。因此，每当经国先生下乡，他总是携带简朴，仅有前导车和一辆厢型车随行，并无警车护驾，力求低调。即便有安保人员陪同，布置工作也力求不张扬，若警卫行为过于显眼或动作过大而被发现，尤其是若阻拦民众接近他，现场不会立即发作，但返回台北后，警卫组长或侍卫长必受责罚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陪同经国先生前往马祖，上岸后见到警车开道，我便预感到事态可能不妙。不久之后，相关首长便被调离，再未得到重用。经国先生以“战地不宜此等举动”为由。然而，他对身边的警卫人员也极尽关爱，每年新春佳节，他都会亲自与他们共进晚餐，安全局还会赠予他们一枚小金牌，虽然价值仅两钱，但上刻“尽忠报国”四字，既是标识，也是嘉奖。

“若我担任院长，我将大力倡导公务人员的十项戒律，其中之一便是禁止交际应酬。鉴于我必须以身作则，故将不便再参与宴会、饮酒或会面。”自那以后，二人便未曾再相见。

然而，经国先生不仅在对待下属时态度严谨，他对部属的关怀也细致入微。他屡次自费支持下属出国深造，夏龙与王家骅便是这一善举的见证者。不幸的是，家父不幸罹患癌症，必须远赴美国进行治疗。他深知我的经济能力有限，便亲笔撰写便条，动用自己的私人积蓄，为我支付了家父的医疗费用，并承担了护送家父往返美国的机票费用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与经历中，我不断磨砺，逐步成长。在一系列的考核中，经国先生逐渐提升了我工作的压力。我开始涉足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，肩负着携带经国先生亲笔信函的重任，以私人秘书的身份赴美，与里根新政府展开接触。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，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工作。随着党外反对运动的兴起，我也积极参与与党外人士的沟通与协调。江南案爆发后，经国先生指示我参加情治首长的例行会报，并在会议结束后向他详细汇报。我竭尽全力确保情报与治情信息的准确传达。然而，他从未让我涉足情治单位的人事安排，始终专注于事务本身，不涉足人际纷争。因此，我也成为了主政者与反对派人士之间沟通的桥梁。

考核跟踪，谨言慎行。

他多次邀请众多经济学专家进行深入交流，每次会面时长通常为一至两小时，且非此一次。这种交流并非流于表面，而是深入探讨。通过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与对比，他对采纳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。接着，他会召集相关部门进行集体研讨，最终形成政策并付诸实施。

“政府理应规避与民众在细枝末节上的过度纠缠。”他常以此言警醒，即便他并非经济领域的行家里手，却对政治的要义有着深刻的领悟，那便是治理众人之事的核心所在；真诚、质朴、自然，正是经国先生为人处世的鲜明体现。

尽管对某些政策存有保留，经国先生始终坚守不越级直接对部会下达指令的原则。他习惯于每周留出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与行政院长孙运璇和俞国华进行深入的对话，详尽梳理上周遗留的问题和下周的待议事项，确保在充分沟通和达成共识的基础上，政策方能正式公布，因此朝令夕改的现象极为罕见。在面临关键的时刻，他会亲自召集核心财经官员进行会面，与会者包括行政院长和财经高层，会晤结束后，总会发布重要声明，明确指出方向和原则。具体的实施细节则交由主管机关负责公布，以保障权责分明。这种做法在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已经成为惯例。在经国先生下乡考察期间，他从不现场宣布政策与措施，而是必待返回台北之后，由相关部门对外公布改革的新举措。尽管如此，众人皆知，这是他下乡工作的成果展现。

但经国先生并不仅限于采纳高层官员的意见。我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是他毅然决然地对肥料换谷政策进行革新。在深入民间的过程中，他积极倾听农民的声音，并对政府长期推行的政策表达了不满。因此，他率先下令“行政院”研考会成立专案小组，深入民间开展民意调查，并对制度上的不足进行详尽审视。经国先生更是亲自约谈专员与科长，面对面地深入了解实际情况。在全面掌握实情的基础上，他以“行政院长”的尊贵身份召集会议，亲自核实与会名单，甚至要求将台湾省农林厅负责肥料的最基层官员全部召集，亲自梳理事件的始末，最终作出了明智的决策。

在处理重大建设项目或方案时，经国先生一旦作出决断，便会指派专人负责项目的全方位管理。在当下的术语中，此职位被称为“项目经理”，其职责涵盖了监控项目进度以及报告各类问题。在十大建设时期，每项工程都设有政务委员负责具体监管。而经国先生本人则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亲自主持会议，直接审视工程进展，协助解决难题，并在关键时刻亲临现场进行实地勘查，以确保工程质量万无一失。我的工作风格深受其影响，这也是台湾省府团队获得台湾乡亲广泛认可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往昔，李国鼎先生已然成为经国先生深信不疑的“TroubleShooter”（问题解决者）。以新竹科学园区为例，当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困扰时，经国先生即刻召集相关部门，共同商讨对策。彼时，半导体行业尚属冷门，商界甚至以“半倒体”戏称之，意味着每开两家企业，便有一家面临倒闭，投资意愿寥寥。新竹科学园区亟需厂商入驻，但政府不宜直接干预商业活动，于是经国先生下令李国鼎先生联络国民党财委会，利用党资金投入台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这才孕育出今日的台积电。此外，经国先生还特别允许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“双语学校”，以确保归国人才的子女不会因教育中断而受限，从而让海外人才得以安心归国。

这些虽是微小的细节，却无不深刻地映射出经国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。他深知，唯有严格约束身边的工作人员，防止权力被滥用、言论变得随意、贪污腐败滋生，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，实现兼听则明的境界。每位领导者都难以完全摆脱对身边小圈子的依赖，然而，若过度沉迷其中，堵塞了言路，便等同于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，扭曲了对事实的认知，这往往是导致错误决策的根源所在。

打造台湾共享繁荣奇迹

在这场深刻的改革征程中，我们采取了并行不悖的策略，其面临的挑战，实乃超越革命之艰巨。他曾在向我阐述时如此说道。往昔岁月里，每当上海的报纸宣布提价，便如同一个信号，预示着物价的防线已告破裂，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迅猛攀升，难以遏制。因此，在他主政期间，他对民生基础物价的稳定给予了极高的重视，尤其是在米价与油价的调控上，更是全力以赴，倾注了极大的心血。

在台湾实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，他始终秉持开放心态，广泛吸纳各界声音，精心调整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和谐关系，慎重把握其中的尺度。经国先生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，忠实地秉承民生主义，并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。鉴于此，他在积极倡导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同时，严格约束财团对民众生活必需品的垄断，包括水、电、油、交通、金融以及烟酒等行业，均由国有企业承担，并实行严格的定价监管。

国父深知“谷贱伤农，谷贵伤民”的道理，因此采纳了“稻米保证收购价格”的政策，旨在稳定农民的收入来源。此外，他还创立了农产品平准基金等策略，以应对国际粮价的波动，保障岛内粮食价格的稳定。

历经数千年的田赋征收，在经国先生任行政院长期间得以暂停，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对其民生福祉的深刻关注。面对国际油价的波动，台湾各类油品价格可作适度上调，但渔业用油和农业用电费用需维持稳定。尽管整体烟酒价格允许适当提升，然而对于基层民众日常依赖的“新乐园”香烟和原住民在边远地区取暖烹饪所用的米酒，价格则不予变动。对于高端烟酒，价格可适当上调，既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，又保证了民生商品价格的稳定。这不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精神的生动体现吗？

在此，我愿对一种观点进行细致剖析。外界常以“台湾经济奇迹”美誉之，然而，人们往往仅聚焦于其经济增长的一面。实则，所谓的“奇迹”远不止于此。我们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，更实现了全民收益的普遍提升，这一成就充分彰显了“均富”理念的深远价值。自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“行政院长”以来，直至1988年他仙逝，台湾的人均收入实现了从482美元到5829美元的飞跃。与此同时，最高收入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收入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，也仅仅从4.49倍微调至4.85倍。在全球范围内，鲜有国家或地区能在人均收入增长12倍的同时，将贫富差距控制在8%以内。这一事实充分证明，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全民共享的，财富并未集中于少数人手中，这正是“均富”理念最为深刻的体现。

在经国先生的引领下，这段台湾的辉煌历程至今仍为台湾民众津津乐道，传颂为美谈。“台湾钱，淹脚目”这一俗语，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台湾普遍的繁荣景象。我们不妨将其定义为“台湾式的资本主义”，或是视为一种别具一格的“中国风范的社会主义”。

时代更迭，环境变迁。

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，公众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，这促使人们对政治民主化的需求日益高涨。

彼时，这一理念犹如一场颠覆性的思想革命，深入人心。我国国父洞察其必将成为历史演进的不可逆转潮流，遂提出“时代更迭、环境演变、潮流演进”的至理名言。然而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如何实现从专制到民主的顺利过渡？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组织，不论国民党还是反对力量，众人都如新娘初嫁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的方向。

起初，所有故事的起点都源于江南案件。坦白说，经国先生对此案并无了解。直至数日之后，新闻媒体的报道将此事件与台湾联系起来，他才下令展开全面调查，这才恍然大悟这是情报系统未经授权擅自行动，引发了混乱。随后，在处理“李亚苹事件”的过程中，情报系统再次出现不当行为，这才促使他决定让我加入情报系统汇报会，以便他能准确掌握情报系统的最新动向。这在当时实属罕见之举，而我亦未曾对外透露此事。然而，经国先生始终未曾让我涉足情报系统的人事安排。

随着党外运动声势的日渐壮大，经国先生敏锐地洞察到民主化进程的不可阻挡，我也全身心投入到与党外及各类反对派力量的沟通与协作之中。自担任“新闻局长”起，我便与吴三连、李鸿禧、陈继盛等党外杰出人物，以及胡佛、杨国枢、吕亚力等知名学者，还有陶百川、李璜等敢于直言的贤达，以及余纪忠、王惕吾等媒体界领袖，展开了频繁而深入的交流。他们不仅经常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策略建议，更成为了我寻求指导和沟通的关键人物。

举例而言，在决定解除戒严的紧要关头，经国先生亲口对我叮嘱，希望我能够力邀吴三连先生加盟，协助与党外人士展开沟通。他特别指出，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刻，我们必须避免采取任何激进的措施，降低上街游行的频率，以确保台湾能够顺利平稳地过渡出戒严时期。吴三连先生在接到邀请后，立刻回信表示“全力以赴”，并最终如约完成了这项重要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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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通过

另个案例是陈水扁。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，现场常是“总统府”和台北火车站，情治系统的想法是“通通抓起来”，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”，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。有次陈水扁要发动4·19包围“总统府”，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(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)，透过他找到陈水扁的台大老师、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，然后一起到陈水扁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，陈述利害后，陈水扁答应取消游行。

自数月未遇，本周日终于迎来了一片宁静，没有游行的喧嚣，这让情报与治安的首脑们喜出望外，纷纷表达了对我的感激之情。尽管那日天空阴霾，细雨绵绵，我仍于清晨七点被邀请至球场挥杆。他们那句“风雨无阻”的承诺，让我体会到了深深的敬意。然而，仅仅挥杆不到两洞，电话铃声突兀响起，要求我即刻前往经国先生的住所报到。那日，他显得格外高兴，与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坐在病榻旁的小椅子上，身上沾满了雨水，感受着冷风的侵袭。

夜晚，我高烧不断，浑身颤抖，当晚便因急性肺炎被紧急送往荣总医院，治疗了两个多星期。更为难得的是，经国先生还特地指派侍卫长、办公室主任以及蒋孝勇兄时常探望我的病情，这份关怀之情，至今难忘。

除了党派之间的交流，我们还须与社会的弱势阶层搭建桥梁，这两类群体在街头行动时常常呈现出各自的特点。鉴于此，我们必须精准识别他们走上街头的目的和原因，进而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沟通策略。

“我若有所食，必先让老兵们共享；纵使仅有寥寥数口，亦会优先分予他们。”话音刚落，老兵们感佩至深，泪水夺眶而出，纷纷离去，无一人愿意留下。翌日，经国先生即刻退去了自己担任的“退辅会”主委一职，并对老兵们的生活补助进行了相应的调整。

及

内部转型难开放。

面对走向民主与开放的艰巨挑战，其根源实在于我国内部。首要之务，便是革新那些执着捍卫台湾安全的情报机构的心态。回想起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宣告成立的那个周末，情报系统于午后便迅速向官邸呈报了相关情况。我于下午五时接到紧急召唤，被带到蒋经国先生的病房，坐在他的床边，向他转述了情报单位的报告。报告内容提及：“党外领袖康宁祥在离开时低声细语道：看来这次有人将被抓捕！”征询蒋经国先生的处理意见时，他仅以平淡的口吻回应：“抓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”这句话遂成为放宽党禁政策的基调。

在党和政府机关层面，未能紧跟时代潮流，及时调整体制以适应新兴的政治格局和选举机制。以一重大事件为例，《中央日报》未能发布社论阐明立场，而是草率地采用了过往的存档社论敷衍了事。经国先生目睹此情此景，愤慨不已，在常会结束后步入主席办公室，将秘书长、副秘书长以及我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，召集到一起，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并下令对《中央日报》的人事架构进行改革。不久，军方传出消息，将接管《中央日报》，并指定由《青年战士报》社长张家骧接任。然而，马树礼秘书长最终让我向经国先生汇报，他明确指出，尽管张家骧才干卓越，但在开明时代，军方接管媒体并不适宜，因此最终决定由黄天才接任《中央日报》社长。

回顾这一连串政治改革的脚步，经国先生实际上已深刻洞察其核心精髓。面对异议者，他既不轻率采取压制措施，亦不盲目妥协退让。在公共领域，他将激进的言论与行动逐步纳入法治的框架之下，例如，针对街头的集会与游行，制定了集会游行法；对于政党的成立，出台了人民团体法；至于警总等情治系统的改革，实施了国安三法等措施。在这一系列法令的制定过程中，自由派学者的贡献显得尤为突出。

除此之外，改革者还需谨慎维护幕后沟通的纽带，深入洞察各利益相关方所面临的复杂困境，并细致入微地逐一化解，绝不应单凭强硬策略来应对问题。

在政治改革的漫长旅途中，经国先生曾对我郑重其事地叮嘱：“此事切莫急躁，亦不宜拖延，我自有我的节奏，务必保障台湾民心保持稳定。”我深信，若能给予经国先生更多的时间，他必将同步推进警政体制的革新以及现代警察的培训工作，并加速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步伐，牢牢把握改革的航向与动力。如此一来，台湾在迈向民主的道路上，民众与文官系统将能够率先接受更为精良的训练，累积丰富的经验，深化对事物的理解，培育优良的习惯与价值观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将在确保社会健康体质与稳定的前提下，实现平稳过渡。

遗憾的是，经国先生未能久留人间，台湾便在尚未充分准备的状态下，毅然踏上了民主化的快车道。这虽非不可行，却也难以阻挡，过程无疑是艰辛的。随后的十年，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去适应和解决由此带来的内耗问题。尽管这是民主进程中的必经之痛，但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沉重的。在经国先生的时代，政治革新中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“国会”的改造以及资深民代的退职。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，亲自拜访每一位资深民代，以温和的方式劝退他们，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。一方面，我们必须坚守法治，避免台独法理上的挑战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又需积极推进台湾本土民主的落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从经国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益的处世原则。正是这些原则，让台湾社会得以在民主进程中实现和平稳定的“宁静革命”。

从威权到民主

十四载光阴，我有幸伴随经国先生，聆听其深邃的私密教诲，并参与了诸多变革的历程。在这其中，最令我深受触动的是他提出的这一理念：“作为执政者，必须以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去审视问题。”我们不应仅限于政府或党派的视角，因为政府并非完美无瑕，而民众的声音中往往蕴含着宝贵的智慧。只要我们能够站在民众的角度去审视问题，七八成的情况都将顺利推进，并得到广泛的民众认同。

其次，国家的治理根基，往往根深蒂固地建立在对于领导层周围团队的严格约束之上。经国先生深谙历史教训，深知我国历代王朝的衰败多源于宦官、外戚、佞臣的祸乱，因此，他所倚重的亲信皆以谦逊有礼为立身之本，恪守规矩，敢于承担重任，绝无越矩之念。此外，我们省府团队亦秉承并延续了这一宝贵而优良的传统。

这并非仅仅关乎民主或是威权体制的性质，实则与我们对政治信仰和实践的理解紧密相连。我们不应将政治权力置于民众利益之上，行事亦不应当流于形式。相反，那些真正致力于解决民众实际问题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领导者，将永远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深切怀念。在我担任台湾省职务期间，我常以此言激励我的团队：“民众的每一件小事，都是政府的大事，绝不可忽视。”“若官员能率先吃苦，人民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。”这正是“以民为本”的真谛所在。

坚守民本理念的基石，我们追求经济领域的共享繁荣、政治领域的清廉高效、社会领域的公平正义——“民本、均富、廉能、公义”，这八个字成为经国先生心中永恒的信条；经国先生所倡导的改革原则则是“不急不躁、不懈不怠；不过重不过轻”，经反复推敲，确是至理名言。只有夯实这些根本，人民才能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。民富国强、民主稳定的美好愿景，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亦非沉重的负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