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四青年叛变，密会托派头目震惊中央，周恩来亲自处理

01

1950年初春，安徽桐城石南乡雪池村，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。

村口的老槐树下，一个身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正低头看着手中的信件。晨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斑驳地洒在泛黄的信纸上。他的手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早春的寒意，而是因为信中那行用暗语写成的文字：“上海的朋友们都在等你的消息。”

这个人就是尹宽，曾经的山东省委书记，如今却成了一个需要躲躲藏藏的“地下工作者”——只不过，他现在效力的，已经不是共产党。

突然，村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尹宽抬起头，看到几个穿着军装的人正快步朝他走来。领头的年轻干部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表情严肃。尹宽的心猛地一沉，他知道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

“尹宽同志，”年轻干部停在他面前，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“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尹宽缓缓站起身，将手中的信件揉成一团，塞进衣袋。他环视了一眼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，晨雾中的石板路、远处的炊烟、还有那棵见证了他童年的老槐树。53岁的他，脸上写满了沧桑，眼神却依然倔强。

“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。”尹宽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就在被带走的那一刻，他的思绪飘回到31年前的北京，那个改变了整整一代人命运的五月天。那时的他，还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，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走上街头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高喊“民主与科学”的五四青年，最终会走上一条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道路？

02

1919年5月4日，北京，天安门广场。

22岁的尹宽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，手里高举着写有“还我青岛”的标语牌。汗水顺着他年轻的脸庞流下，但他的眼神却比正午的阳光还要炽热。作为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的学生代表，他专程赶到北京参加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。

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！”数千名学生的呐喊声响彻云霄。尹宽扯着嗓子跟着喊，直到声音嘶哑。他身边的同学拉了拉他的衣袖：“尹宽，省点力气，一会儿还要去赵家楼呢！”

赵家楼，那是卖国贼曹汝霖的住所。当游行队伍涌向赵家楼时，尹宽被人群裹挟着向前。他看到有人点燃了曹宅，熊熊烈火映红了半边天空。那一刻，他感到血液在沸腾，仿佛整个中国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这些青年人手中。

然而，就在火光最盛的时候，尹宽却突然冷静下来。他站在人群中，看着同学们激动的面孔，心中涌起一个念头：仅仅靠这样的抗议，真的能救中国吗？

这个疑问像一颗种子，深深埋在了他的心里。

游行结束后，尹宽没有立即返回安徽，而是在北京逗留了几天。他走访了北京大学，旁听了李大钊的演讲。那个留着浓密胡须的教授，用他特有的山东口音讲述着一种全新的理论——马克思主义。

“中国的出路，不在于改良，而在于彻底的革命！”李大钊的话如雷贯耳。

尹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如饥似渴地记着笔记。他的笔记本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了“阶级斗争”、“无产阶级专政”这些陌生而又充满力量的词汇。散会后，他鼓起勇气走到李大钊面前：“李先生，我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理论。”

李大钊打量着这个瘦高的安徽青年，眼中闪过赞许：“年轻人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，还要有正确的方向。你愿意去法国勤工俭学吗？那里有更广阔的天地。”

尹宽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

回到安徽后，尹宽开始为赴法做准备。他变卖了家里的几亩薄田，凑足了路费。母亲抹着眼泪问他：“儿啊，家里就你一个读书人，你这一走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

尹宽跪在母亲面前：“娘，儿子这次出去，是为了学本事救国。等中国强大了，儿子就回来。”

1919年11月的一个清晨，上海黄浦江码头，汽笛声划破了晨雾。尹宽提着简单的行李，踏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。站在甲板上，他回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海岸线，心中既有离别的惆怅，更有对未来的憧憬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次远行，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。在异国他乡，他将经历信仰的确立，也将经历信仰的动摇，最终走向一条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道路。

03

法国马赛港，1920年初春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，尹宽终于踏上了欧洲的土地。地中海的阳光明媚得让人睁不开眼，但更让他震撼的，是这个工业化国家展现出的现代文明。宽阔的马路、林立的工厂、川流不息的汽车，一切都让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青年目不暇接。

然而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棒。作为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，尹宽被分配到里昂附近的一家钢铁厂做工。每天清晨5点起床，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工作12个小时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简陋的工人宿舍，还要挤出时间学习法语和阅读革命书籍。

“这就是资本主义！”同宿舍的周恩来愤愤地说道。是的，就是后来的总理周恩来，当时他们都是普通的勤工俭学学生。“我们中国工人在这里受的剥削，比法国工人还要严重！”

尹宽深有同感。他的手上满是被机器磨出的血泡，工资却只有法国工人的三分之一。更让他愤怒的是，工头经常用轻蔑的语气称呼他们为“黄种猪”。

一个雨夜，工人宿舍里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。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二十多个中国学生围坐成一圈。组织会议的是赵世炎，一个来自四川的热血青年。

“同志们，”赵世炎压低声音说，“我们不能再这样被动地忍受了。我们要组织起来，要有自己的组织！”

“什么组织？”有人问。

赵世炎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：“共产主义小组。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，带回中国！”

尹宽的心脏猛地跳动起来。在国内时，他只是朦胧地接触过马克思主义，而在法国的这段时间，通过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资本论》等著作，他对这个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。现在，有人要把理论变成行动了。

“我加入！”尹宽第一个举起了手。

就这样，在异国他乡的工人宿舍里，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开始了他们的革命生涯。他们白天在工厂做工，晚上聚在一起学习理论、讨论中国的前途。尹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每一本能找到的革命书籍，他的法语进步神速，很快就能直接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。

1921年夏天，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！

“我们有组织了！”周恩来激动地挥舞着从国内寄来的信件，“陈独秀同志担任总书记，我们在法国的同志，也要正式成立旅法支部！”

在巴黎近郊的一座小楼里，旅法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。尹宽光荣地成为了第一批成员。宣誓那天，他面对着墙上的马克思画像，举起右拳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！”

那一刻，25岁的尹宽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他不会想到，这个让他如此激动的誓言，在多年后会成为他内心最大的挣扎。

1923年春天，尹宽的表现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。一天，赵世炎神秘地把他叫到一边：“尹宽同志，组织上有个重要决定。”

“什么决定？”

“送你去莫斯科，进东方劳动大学深造。”

莫斯科，世界革命的中心！尹宽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临行前，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尹宽，好好学习，中国的革命需要你这样的理论人才。”

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，尹宽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西伯利亚雪原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他相信，经过系统的学习，他一定能为中国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然而，正是在莫斯科的学习，为他日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。

04

莫斯科，东方劳动大学，1923年秋。

当尹宽第一次走进这座位于特维尔大街的古老建筑时，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来自中国、朝鲜、日本、印度等东方国家的革命青年齐聚一堂，操着不同的语言讨论着同一个话题——世界革命。

尹宽被分配到中国班，班主任是一位名叫米夫的苏联人，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。第一堂课，米夫就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陷入沉思的问题：“同志们，你们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？”

“当然是俄国的道路！”有人不假思索地回答，“城市暴动，夺取政权！”

米夫微微一笑：“但中国和俄国的国情不同。俄国有大量的产业工人，而中国呢？”

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尹宽思考的大门。在接下来的学习中，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。他发现，中国确实与俄国有着巨大的差异——中国是一个农业国，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，城市无产阶级力量薄弱。
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深夜的宿舍里，尹宽和同学们激烈地讨论着。

“我认为还是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。”尹宽坚持道，“马克思说过，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，只有他们才能领导革命。”

“可是中国的工人太少了。”同宿舍的王明反驳道，“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重视农民？”

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天亮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但尹宽心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——中国革命必须以城市为中心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不能动摇。

1924年初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：孙中山同意改组国民党，实行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”的政策。共产国际决定，大批在苏学习的中国同志要返回国内，参与这场伟大的国共合作。

临行前，米夫单独找到尹宽：“尹宽同志，你的理论水平很扎实，组织决定派你回山东担任省委书记。”

“山东？”尹宽有些意外。他对山东并不熟悉。

“山东是北方的重要省份，又有青岛这样的工业城市，很适合开展工人运动。”米夫解释道，“记住，坚持城市中心，这是革命成功的关键。”

1924年春天，尹宽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。站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车厢里，他满怀信心。他相信，凭着在莫斯科学到的革命理论，一定能在山东开创出一片新天地。

然而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沉重的打击。

到达济南后，尹宽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。他首先在青岛、济南等工业城市建立党组织，发动工人罢工。1925年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，尹宽亲自到现场指挥。

“同志们，团结起来！”尹宽站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，对着数千名工人呐喊，“我们要让资本家知道，工人阶级的力量！”

罢工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，日本资本家被迫提高了工资。但很快，北洋军阀就派兵镇压，数十名工人领袖被捕，罢工被强行解散。

更让尹宽困惑的是，他在农村开展工作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。1926年，他派人到鲁西农村发动农民，结果派出的同志回来报告：“农民根本不相信我们，他们说我们是‘吃洋饭的’，不懂种地的苦。”

“那就派懂农村的同志去！”尹宽有些恼火。

“可是，尹书记，”部下小心翼翼地说，“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，但国民党的地主士绅不同意土地改革，我们现在是统一战线，不能得罪他们啊。”

这个两难的困境让尹宽陷入了深深的矛盾。一方面，共产国际要求坚持统一战线；另一方面，不解决土地问题，就无法真正发动农民。他开始意识到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在莫斯科课堂上学到的理论。

05

1927年4月12日深夜，济南，山东省委秘密机关。

尹宽正在灯下批阅文件，突然，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他心中一紧，这个时间谁会来？

“谁？”他谨慎地问。

“尹书记，是我，老赵！”是省委委员赵德三的声音。

尹宽打开门，只见赵德三满头大汗，神色慌张：“尹书记，出大事了！上海传来消息，蒋介石叛变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尹宽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赵德三喘着粗气说：“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，周恩来同志差点被捕，陈延年同志已经牺牲了！”

尹宽感到天旋地转。就在几天前，他还在给工人们讲统一战线的重要性，现在统一战线却以这样血腥的方式破裂了。

“山东的国民党那边有什么动静？”尹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
“韩复榘的部队已经开始在济南搜捕我们的同志了。青岛那边，日本人也在配合国民党抓人。”

尹宽立即做出决定：“通知所有暴露身份的同志，立即转入地下！销毁所有文件，疏散机关！”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山东的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。尹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组织被摧毁，许多优秀的同志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。他自己也不得不东躲西藏，几次险些被捕。

6月的一个夜晚，尹宽藏身在济南郊外的一个农家。房东是个老实的农民，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晚饭时，老农说了一句话，深深刺痛了尹宽：“你们这些读书人啊，整天说要救国救民，可最后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。”

尹宽想要辩解，却发现无话可说。确实，他们在城市发动的工人运动失败了，统一战线破裂了，现在连自己都成了丧家之犬。他开始怀疑，自己坚持的“城市中心论”是否真的适合中国？

7月，中央来了指示，要尹宽到安徽担任中央巡视员，检查安徽的工作。临行前，他最后看了一眼济南的方向，心中充满了挫败感。三年的心血，就这样付之东流了。

到达安徽后，尹宽发现情况比山东更加糟糕。安徽省委组织涣散，干部思想混乱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央这时又下达了新的指示——要在安徽发动秋收暴动。

“暴动？”尹宽看着中央的指示，眉头紧锁，“我们现在的力量够吗？”

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国焘（此处为虚构，实际另有其人）信心满满：“尹同志，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！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了第一枪，我们安徽不能落后！”

尹宽想起在山东的失败，心中满是疑虑。但作为中央巡视员，他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。他建议：“既然要暴动，就必须有周密的计划。我建议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，积蓄力量。”

“不行！”张国焘断然拒绝，“中央要求的是攻打城市！你这是右倾机会主义！”

两人争执不下，最后张国焘一意孤行，强行发动了合肥暴动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暴动刚一开始就被镇压，大批同志牺牲。

尹宽痛心疾首，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，批评安徽省委的冒险主义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中央的回复却是：“尹宽同志在安徽工作期间，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思想，建议撤销其中央巡视员职务。”

1928年初春，心灰意冷的尹宽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。在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革命道路了。也许，我需要时间来重新思考。”

中央批准了他的辞职。就这样，31岁的尹宽结束了他的领导职务，成了一个没有工作的“自由人”。他来到上海，住在法租界的一间小阁楼里，开始了一段迷茫而危险的日子。

06

上海，法租界，霞飞路，1928年秋。

尹宽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，面前摊着一份《新青年》杂志。但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杂志上，而是透过玻璃窗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。这些人行色匆匆，每个人都似乎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只有他，像一艘失去方向的船，在茫茫人海中漂泊。

“尹宽同志？”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。

尹宽抬起头，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站在面前。这人他认识，叫陈独秀，曾经的中共总书记，现在也和他一样，是个“失业”的革命者。

“陈先生。”尹宽站起身，“请坐。”

陈独秀坐下后，点了一支烟：“听说你也辞职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尹宽苦笑，“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革命了。”

陈独秀深深吸了一口烟：“你知道吗，最近我在读托洛茨基的文章。”

“托洛茨基？”尹宽一愣。托洛茨基是苏联的反对派，已经被斯大林驱逐出境。

“是的。”陈独秀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，“他提出的‘不断革命论’很有意思。他认为，在落后国家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，不能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分阶段进行。”

尹宽的心中一动。这个理论似乎能解释中国革命的困境——为什么统一战线会失败？为什么依靠资产阶级的革命总是半途而废？

“你有他的文章吗？”尹宽问道。

陈独秀从包里掏出几本小册子：“这是从日本秘密运来的。你看看吧，但要小心，共产国际已经把托洛茨基定为‘反革命’了。”

回到住处，尹宽如饥似渴地阅读起这些“禁书”。托洛茨基的文字充满了激情和逻辑的力量，他批判斯大林的“一国社会主义”理论，认为这背离了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精神。他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，认为是共产国际错误的指导方针导致的。

“原来如此！”尹宽拍着桌子，“不是我们执行得不好，而是路线本身就错了！”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尹宽频繁出入一些秘密集会。这些集会的参加者都是对中共现行路线不满的党员，他们私下里传阅托洛茨基的著作，讨论中国革命的出路。

192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，在虹口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，一场决定性的会议正在进行。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、彭述之、尹宽等二十多人。

“同志们，”陈独秀站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声音低沉而坚定，“我们不能再沉默了。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道路，需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。我提议，我们成立中国托派组织。”

会场一片寂静。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——这意味着与中共彻底决裂，意味着成为“叛徒”。

尹宽的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。一方面，他对托洛茨基的理论深信不疑；另一方面，他想起了在法国宣誓入党的那个夜晚，想起了周恩来信任的目光。

“我需要考虑一下。”尹宽说。

“没有时间考虑了。”彭述之急切地说，“中央已经在调查我们了。要么加入，要么离开，没有中间道路。”

尹宽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这些年的种种经历——山东的失败、安徽的挫折、同志们的牺牲。也许，真的是路线错了？也许，托洛茨基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？

“我加入。”尹宽睁开眼睛，声音虽轻，却像一记重锤砸在自己心上。

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，中共中央发现了他们的活动。1929年11月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，周恩来亲自主持。

“尹宽等人已经完全堕落成托派分子。”周恩来的声音充满了痛心，“我曾经那么信任他，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。”

“必须开除他们的党籍！”有人愤怒地说。

周恩来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道：“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们写悔过书，承认错误。”

但尹宽拒绝了。在给中央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我相信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。历史会证明，托洛茨基的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。”

1929年12月，中共中央正式宣布：开除陈独秀、尹宽等人的党籍。

消息传出，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都震惊了。曾经的五四青年，曾经的省委书记，竟然成了“托派叛徒”。许多认识尹宽的同志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07

1931年5月的一个深夜，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条小巷里，尹宽正匆匆赶路。突然，几个黑影从暗处冲出，将他按倒在地。

“你是尹宽？”一个戴礼帽的特务冷冷地问。

尹宽知道跑不掉了，索性挺直了腰：“是我。”

“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

尹宽被带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地下室。审讯室里，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坐在桌子后面，翻看着一叠材料。

“尹宽，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，现托派分子。”特务头子抬起头，露出一丝冷笑，“你知道吗，共产党和托派，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样的——都是要消灭的赤色分子。”

“那你们还审什么？”尹宽冷冷地说。

“我们想知道托派组织的情况。”特务头子点燃一支烟，“说出来，可以从宽处理。”

尹宽闭上眼睛，一言不发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尹宽经受了残酷的折磨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既不供出托派的组织，也不供出他知道的中共地下党的情报。对他来说，虽然已经离开了中共，但那些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，他一个都不会出卖。

两年后，尹宽被判刑5年，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。在狱中，他遇到了许多政治犯，有共产党员，也有托派分子。讽刺的是，这些原本是“敌人”的人，现在都成了难友。

1935年，尹宽再次被捕。这次是因为他出狱后继续宣传托派理论。在法庭上，他慷慨陈词：“我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，是为了中国的前途。如果这也有罪，我认罪！”

这次，他被判了更长的刑期。直到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，国民政府忙于抗战，才将一批政治犯释放，尹宽重获自由。

出狱后的尹宽已经40岁了，两次牢狱之灾让他苍老了许多。他回到上海，发现世界已经天翻地覆——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，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，而托派组织已经四分五裂。

在一个雨夜，尹宽独自走在黄浦江边。江水滔滔，就像历史的洪流，而他，不过是被洪流冲刷的一粒沙子。他想起18年前，自己满怀理想踏上去法国的轮船，那时的他相信自己能改变中国的命运。而现在，他却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“叛徒”。

“我错了吗？”他对着江水自问。

没有人能回答他。

抗战期间，尹宽基本处于隐居状态。他靠给报社写一些理论文章维持生计，署名都是化名。他仍然坚持研究革命理论，书房里堆满了马克思、列宁、托洛茨基的著作。但他已经不再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了。

1945年，日本投降。尹宽听到消息时，正在书房里读书。他放下书本，走到窗前，看着街上欢庆的人群，眼中却没有喜悦。他知道，接下来中国将面临新的选择——是国民党的中国，还是共产党的中国？而他，一个托派分子，在这两个选择中都没有位置。

1949年5月，解放军进入上海。尹宽站在阁楼的窗前，看着解放军战士雄赳赳地走过街道，市民们夹道欢迎。他认出了队伍中的一些面孔——那些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，现在都成了胜利者。

“如果我没有选择托派，现在会怎样呢？”52岁的尹宽喃喃自语。

也许，他也会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，也许，他会是某个地方的领导干部，也许……但历史没有也许。

秋天，尹宽做了一个决定——回老家。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带上几本最珍爱的理论书籍，踏上了返回安徽的路。

临行前，他最后看了一眼上海。这座城市见证了他的理想，也见证了他的破灭。

回到桐城老家后，尹宽本想安静地度过余生。但他还是忍不住，偷偷地向一些年轻人宣传托派理论。他相信，总有一天，历史会证明托洛茨基是对的。

1950年春天，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

被捕后，尹宽被关押在合肥监狱。在狱中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审讯人员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背叛党？”

尹宽平静地回答：“我从来没有背叛我的信仰。我背叛的，只是斯大林主义，不是马克思主义。”

“你不后悔吗？”

尹宽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后悔的是，我没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。”

1965年，68岁的尹宽终于走出了监狱大门。15年的铁窗生涯，让他彻底成了一个老人。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个生产队的工作，让他在家乡安度晚年。

回到雪池村的第一天，尹宽去了村头的老槐树下。树还在，但已经更加苍老了，就像他自己。他想起47年前，自己离开这里去北京参加五四运动时，是多么的意气风发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啊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在生产队，尹宽被安排做一些轻松的农活。村民们都知道他是个“有问题”的人，但看在他年纪大的份上，也没人为难他。尹宽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。

1967年初春，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。尹宽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躺在病床上，他让人把他珍藏的几本理论书籍拿来。摩挲着这些泛黄的书页，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。

“我这一生，到底是对是错呢？”他喃喃地问。

窗外，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敲打在老屋的瓦片上。尹宽闭上眼睛，耳边仿佛又响起了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呐喊声：“民主与科学！”

那个热血青年，那个坚信能改变中国的青年，最终还是没能看到他理想中的中国。

1967年4月，尹宽在家乡病逝，终年70岁。

他去世时，身边只有几个亲戚。没有追悼会，没有悼词，甚至没有一个曾经的同志来送他最后一程。这个曾经的五四青年，曾经的省委书记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多年以后，当历史的尘埃落定，人们重新审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时，尹宽的名字偶尔会被提起。有人说他是叛徒，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，有人说他是时代的悲剧。
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
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，中共党史出版社《五四运动史》，陈独秀著《旅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》，人民出版社《中国托派史》，唐宝林著《安徽党史资料汇编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